1950 年，载沣作出一项令人震惊的抉择，竟以 90 万斤小米的代价变卖了醇亲王府。溥任道：“父亲，果真要走这一步啊？ 要聊这件事，得先说说载沣这个人。他1883年出生在北京醇亲王府，是清朝道光帝第七子奕譞的第五个儿子。说起来，他身份可不简单，因为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爹。年轻时，他还当过摄政王，1908年到1911年那会儿，清朝摇摇欲坠，他硬着头皮扛起了监国的担子。可惜，清朝还是没保住，1912年就彻底垮了。从那以后，载沣的生活就跟坐过山车似的，从皇室顶端跌到了平民阶层。 他的一生，横跨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眼睁睁看着家族从显赫到没落。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已经67岁，早就没了往日的风光。日子过得紧巴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更别提维持那座大宅子了。 再说说醇亲王府，这可不是一般的房子。它在北京后海北沿44号，占地4万多平方米，东边是府邸，西边是花园，布局讲究得很。最早是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的宅子，后来几经转手，1888年被赐给了奕譞，1891年载沣接手。这地方不只是个家，更是清朝皇室地位的象征，住进去的人，那都是有头有脸的。 可再气派的房子，也得有人养着。清朝没了，载沣的钱袋子也瘪了。民国时期，他还能靠点积蓄和人脉凑合过日子，可到了新中国，社会变了天，旧贵族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府里的仆人跑得差不多了，修缮费用高得吓人，载沣实在撑不下去。 1950年，载沣67岁，家里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粮食紧缺，小米可是硬通货。90万斤小米，听起来不少，但在当时北京，粮食价格波动大，这笔钱其实也就够解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载沣的生活方式跟不上新时代了。他是旧时代的人，没啥谋生技能，靠着老底子过日子，早晚得坐吃山空。 除了经济压力，还有社会背景的推力。新中国讲究平等，旧贵族的身份不仅没用了，还可能是个负担。载沣不是傻子，他知道留着王府不现实。与其让这大宅子烂在手里，不如卖了换点实惠的东西。更何况，他卖给了国立高级工业学校，多少也算支持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这点心思，或许是他给自己找的台阶。 变卖王府不是件小事，载沣肯定也犹豫过。他的儿子溥任听说这事儿时，估计心里五味杂陈。毕竟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卖了就真没了。可溥任也没啥办法，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劝也没用。最终，载沣还是跟学校签了协议，把王府卖了。 这90万斤小米到手后，载沣留了一部分给自己买了个小房子住，剩下的分给了八个子女。这么一分，每个人也没拿到多少，可总比啥都没有强。交易完成后，醇亲王府就变成了学校的财产，后来慢慢改成了办公用地。载沣一家，从此彻底告别了这座象征着往日荣光的宅子。 王府卖了，对载沣一家影响不小。他搬到了普通民居，过起了平头百姓的日子。没了府邸的开销，生活倒是简单了些，可心里那份失落，谁也说不清。毕竟，他是从皇宫里走出来的人，如今却得精打细算过日子，这种落差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对他的孩子们来说，这也是个转折点。溥任和其他兄弟姐妹，拿着分到的那点钱，开始自谋生路。他们有的去教书，有的干点小买卖，总算在新社会里站稳了脚跟。载沣自己呢，晚年过得低调，1951年就去世了，享年68岁。可以说，卖王府是他人生最后的大手笔。 载沣卖王府，不只是他个人的事儿，也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清朝灭亡后，旧贵族们要么死扛着过往的荣耀，要么低头适应新生活。载沣选了后者。他不是什么英雄，也没干过啥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再大的家业，挡不住历史的车轮。 再说，那90万斤小米卖给学校，多少也帮了新中国的教育一把。载沣也许没想那么多，但这事儿客观上有点正能量。当然，他不是啥高尚人物，就是个被时代逼得没办法的老头子。可正是这种接地气的选择，让人觉得他挺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