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真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1949年11月初，熊友榛被派到北京西郊。在那里办了一个武官训练班，中央抽调人民解放军师以上的干部来受训，准备派遣他们出国，转入国际外交战线。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们作政治形势报告，熊友榛教他们英语，武官班共有50余人，另有中年知识分子干部成立了一班，还有一批青年包括侨胞成立一班，由熊友榛一人教三个不同类型班的英语。

武官班的办学地点原是日本侵略军的兵营，来参加学习的学员每人至少带来一个勤务员，有的带来两个。熊友榛在第一课的开场白说：“你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是立了功的，现在全国解放了，党准备派你们转入国际战场进行斗争，需要掌握外语这个工具，所以，从今天起你们都是小学生，要从头好好学习，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46年，熊友榛、申健在上海合影

熊友榛认真负责地教学和辅导，但是那时她未能考虑到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同志文化水平不高，学英语十分困难。熊友榛一心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逼得这些同志晚间在油灯或蜡烛（那时没有电灯）下苦学苦练，但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一天，熊友榛叫一位同志站起来答问，那位同志自知答不出就不站立。熊友榛不认识他，就在点名册上给他划了个“不到”的符号。那位同志周围坐着的战友们都想笑又不敢笑。从那以后，他们给熊友榛取了个外号叫“照相的”，意思是说，她把被点名的同志们答不出问题，在那里不动，看起来像是在照相，所以熊友榛就成了“照相的”。熊友榛听说此事后，对他们说：“我不也站着给你们讲课吗？如果你们坐在那里喉咙里小声嘀咕，我听不清你们说的英语不是吗？”

干校的校长曾为大家向熊友榛说情，说他们学英语难度很大，常常夜间在油灯下学习到11点多钟，成绩仍然不好，劝她多加体谅，放宽一些。熊友榛很为难，担心他们学不好英语，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熊友榛的丈夫申健在城里机关当科员，从城里到北京西郊，路途很远，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每周末申健就借一辆自行车上街为儿子买点食物回家。

1950年尼赫鲁总理与申健亲切握手。

申健和熊友榛住在两间泥土地的平房内，用两条长凳上面铺一块木板便是床。儿子睡着从美国带回的小床，女儿睡在婴儿摇车里。当时是供给制，按规定分大、中、小灶，熊友榛吃中灶；凡有两个小孩的提供一个保姆（有一个小孩就和另一家合供一个保姆）。

一天，保姆扫地，因尘土太大，用棉被盖上女儿睡的小车，便领着大孩子出去玩。此时，熊友榛也已上课去了。幸亏申健偶而因事顺便回家看看，发现女儿已被闷得不能哭了，若非碰巧申健回家，女儿就没有命了。

不久组织派申健出差去香港，后来听说申健由香港回北京以后，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赞赏。

冬季，熊友榛穿着组织发的一套灰布棉袄裤。当时不发罩衫、罩裤，办公室和住房都烧煤炭炉。一个冬季过来，熊友榛那套棉袄裤脏得令人不堪入目。当申健出差从香港回来时，一看她那套脏棉衣，惊呆了。多少年以后，申健还提起她那身脏棉衣，足见印象深刻。不过熊友榛经常换洗衬衣裤，以维持最起码的清洁。即使这样，熊友榛也曾因为给两个小孩用两条毛巾洗脸，竟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不久之后，武官班结束了，后来大部分学员被委派出国担任大使、武官、参赞，或在国内任副部长、司局长等职务，熊友榛也于1950年5月被派往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熊友榛在英语班的时间不长，虽然熊友榛未能把同志们的英语教好，但是同志们却坚守中国尊师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当他们见到熊友榛的时候，总是尊敬地叫她老师。熊友榛也总是惭愧地说：“不敢当，我确实对你们的帮助太不够了，很抱歉。”

直到1992年，曾任我国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的符浩和何英两位同志，在一次公开场合见到熊友榛时，仍一同站起来喊“老师”，熊友榛感到惭愧，一如既往地说：“不敢当。”他们却坚持说：“老师就是老师嘛！”

【图文：《一对外交官夫妇的足迹》

作者：熊真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