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1年四月，最早在河北和河南发生大规模的“红巾军”的农民反叛。从那以后，许多当地的反对元朝的力量，在黄河和长江之间，都出现了。

徐寿辉，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在长江流域迅速扩张，争夺地盘的时候，长江北岸和黄河流域的北面，也有一次，战火蔓延到了北京，距离元大都很近，但因为他们的武力还不算太强，所以并没有给蒙古人带来太大的危险。

陈友谅

第二年二月，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大明，即江南重镇，建立了“洪武”。同年十月，常遇春带领的一支十五万大军，成功地攻克了北京元大都。就这样，在中原被外敌控制了九十八年之久的蒙古帝国，轰然倒下。

不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朱元璋在发动大军北上之前，曾经与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在长江上打过十多年的仗，这一次却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在这段时间里，元蒙朝廷坐拥一半的国土，还有三分之二的兵力，又有中原的地利，又有黄河和长江作为天然屏障，怎能不趁此机会，在长江北岸筑起一道防线，抵挡住南下的反元军队？

元朝时期的农民反叛

然而，根据后来出土的史料来看，元代统治者并未或无意于此，其理由如下：

第一，制度腐败严重，经济萎靡，不作为，乱作为；

到了元大正十年（1350年）为止，在过去的十年里，元国的中央税收已经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而在北面，由于反元力量的突然爆发，对长江黄河一带的农业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水利失修，田地荒芜，流民遍地，劳力减少，使元蒙政权本就不宽裕的财务更加恶化。这意味着，当时的元国，根本没有财力，也没有能力，在长江北岸，建造一道坚固的防线，来抵挡北方反元的入侵。

蒙古的军队

第二，是因为我国的政经治理链存在着软弱和断裂。

大元的铁骑，尤其是蒙古铁骑，在与当地的抗元力量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争之后，由于失去了国家的有力财政支撑，失去了对国家的有力控制，这些铁骑便渐渐走向了地方化，流寇化，军阀化的地步，形成了一种被动的局面。实际上，元王朝唯一能够控制的地方，就是大都和附近的几个地方。

元顺帝，明孝宗

第三，更关键的是，自元至正十八年以来，元蒙帝国中央政权与宗族之间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僵持化、表面化的程度。

元至正20年到25年，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欢铁木尔和他的大儿子（即皇储）在朝堂上发生了一场权力斗争，这场斗争在北京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这样的形势下，原先效忠于皇族的护国军和内政军，因为各自的政事立场，以及各自的利益方向，已经分成了两个完全对立的阵营，各自为自己的主人，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

而元顺帝和皇储的争夺，更是在北疆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战争的激烈，战争的残酷，战争的毁灭性，几乎可以媲美当年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与张士诚的那场战争。

1368年六月，随着徐达和常遇春的北伐大军进入河北，并即将包围北京，元蒙两国在北部地区的势力纷争尚未结束。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徐达和常遇春的带领下，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遇到多少元兵的反抗，或者说几乎可以说是毫无反抗能力。全副武装，全副武装，就成了蒙古军队的一种重要选择。

而这其中，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直接关系到了北疆的战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种族结构与战斗意识，都已经被中庸之道所取代。

大元帝国已经到了末日，元军的主力军，已经不再是曾经威风凛凛的蒙古骑兵，而是变成了一只类似于汉军的军队，由汉人将领组成，带有浓浓的雇佣气息，还有浓厚的汉人气息。

就连王保保、察罕铁木尔、孛罗铁木尔等蒙古军队中，也有一部分是由蒙古军队组成的，从将领到战士，几乎都已经变成了中原军队。他们以汉餐、汉军装、汉姓（比如王保保）为例；有些将领还会效仿汉族，修建豪华的府邸，纳几个小三，过着奢侈的日子。

常遇春

如此一支部队，自然不会有刚进入中原时的利益观念和责任感，他们所想的一切，都不会以国家的安危为第一要务，只会以自己的性命为第一要务，以第二要务为重。

在徐达和常遇春的带领下，北伐大军横渡长江，挺进中原，刀锋直抵大都北京，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尽可能地保留自己的力量。有了力量，就算是向明臣服，手中也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如此之兵，如此之将帅，如此之谋略，岂可令元代之生存与发展？

因此，大元的灭亡，看似是上天的旨意，但仔细一想，却是被人利用了。当然，撇掉种族偏见不谈，汉族政客朱元璋所创立的大明，在三百年之后，也就是崇祯年间，其政事演变的轨道，和元蒙灭亡的步调，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