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清宫剧的影响，一提起努尔哈赤的儿子，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代善、皇太极、多尔衮及多铎等人。然而，还有一个人，凭借嫡长子的身份和赫赫战功，一度被立为早期女真（满）族政权的汗位继承人，他就是人称“广略”贝勒的褚英。
曾几何时，褚英作为努尔哈赤的嫡长子，又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被确定为储君，地位在当时的“四大贝勒”及“开国五大臣”之上。其中，代善、皇太极就是四大贝勒之二，而年纪较小的多尔衮、多铎，一个是才两岁的小屁孩，一个还没有出生。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褚英这位显赫一时的汗位继承人，就被努尔哈赤以不思悔改之名下令处死，以悲惨的结局告别了人世，令人侧目，去世时年仅36岁。
都说虎毒不食子，更何况是寄予厚望的嫡长子、汗位继承人，那么，褚英到底做了什么，努尔哈赤又为何非处死他不可？
爱新觉罗·褚英，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他是努尔哈赤的嫡妻佟佳·哈哈纳扎青的长子，自然也是嫡长子。
1583年，作为对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失误被杀的补偿，25岁的努尔哈赤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同年，努尔哈赤用祖、父所遗的十三副甲胄起兵，当时的褚英才4岁。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他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和危险，敌人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可谓是防不胜防。由于母亲去世的早，年幼的褚英便一路跟随父亲奔波于刀光剑影之下。
内部敌人主要是一些族人的对抗和暗杀，爱新觉罗氏是一个大家族，对于年轻的努尔哈赤接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世职，一些叔伯兄弟为了各自的利益，表示不服气甚至不满，欲除之而后快；外部的敌人则主要是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他也是害死努尔哈赤父祖的仇人，其他还有不希望建州发展壮大的女真各部。
每当有刺客来袭，努尔哈赤就把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及女儿东果格格藏在桌柜底下。就这样从4岁起，年幼的褚英不但承担起长子的责任照顾姐姐和弟弟，同时跟随父亲在格杀征战、险象环生的环境中长大，由于少年时期经历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造就了他性格上的勇敢和躁烈。
随着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落过程中慢慢崛起，褚英也在从征的岁月中慢慢长大，开阔了眼界和磨炼了征战杀敌的本事。作为嫡长子，努尔哈赤自然对他寄予厚望，有意培养他各方面的能力。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褚英18岁，努尔哈赤命他率兵讨伐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褚英虽是统帅，可正值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年纪，且好不容易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于是犹如脱缰了的野马一般，不畏艰险亲自披甲上阵，领兵飞速前进，星夜兼程到达目的地，收取了20多个屯寨的部民，获人畜万余。胜利回师后，作战英勇的褚英被努尔哈赤赐号“洪巴图鲁”（汉语意为“旺盛的英雄”），并晋封为贝勒。
此战褚英虽然表现得很不错，却是以强击弱，并没有体现出真正的能力，可作为鼓励，努尔哈赤依然给予了他极大的赏赐。而褚英真正崭露头角，是他在乌碣岩之战中的出色表现，通过这次大战，他受到了父亲努尔哈赤的重视。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东海女真瓦尔喀部以蜚悠城内附建州，蜚悠城主策穆特黑到赫图阿拉归服努尔哈赤，并请求建州派兵前去迎护家眷和部众。
努尔哈赤欣然应允，命其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及次子代善等统兵三千前往蜚悠城。在行军的路上，突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什么事呢？
据说某一天夜里，阴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迎风招展的军中大旗上忽然射出一道白光，闪电般撕裂夜空，刺人眼目。士兵们放倒大旗细看，发现旗上并无一点光亮，但当他们重新将旗竖起，旗上却又射出耀眼的白光。
作为此次领军的统帅舒尔哈齐大惊失色，说：“我自幼跟大汗四处征讨，经历的事说来不少，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怪异的事。这是不祥之兆！我们应该撤军，避开这个凶兆。”
然而舒尔哈齐的话遭到了褚英、代善兄弟的反对，尤其是褚英认为：蜚悠城主动要求归附建州，我们承担着护送他们家眷和部众的任务，怎么能因为所谓的“凶兆”而半途而废，那么日后还有谁（部落）敢归附我们？在褚英的坚持之下，大军最终到达了蜚悠城。
然而此行并非一帆风顺，好像是为了应证此前的“不祥之兆”。在护送500户蜚悠部众返程的途中，建州军在一个叫乌碣岩的地方，遭到了海西女真乌拉部大军的堵截。
舒尔哈齐见敌军超过了一万人，惧于敌众我寡，因而畏缩山前，选择按兵不动。舒尔哈齐此举虽然有敌强我弱，胆怯不敢应战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存实力。
前面说过努尔哈赤继承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世职，引起了同族叔伯兄弟的对抗和暗杀，同样随着建州的不断发展壮大，为了各自的利益，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都存在，这其中就包括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
那么，面对乌拉部大军的拦截，舒尔哈齐选择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就可以理解了，其目的是为了消耗褚英、代善的兵力，从而削弱努尔哈赤一系在建州的实力。
褚英和代善当然知道其叔父的险恶用心，但并没有说什么，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的情况是敌众我寡，最重要的是鼓舞士气，与敌人殊死一搏，才有可能转劣势为优势，甚至大败乌拉部的军队。
于是关键时刻，又是褚英站了出来，代善紧随其后，发表了他人生中最重要也是第一次演讲，他鼓动众将士说：“乌拉首领布占泰曾是我们建州的俘虏，因其归顺父王，父王才把他放回。我们过去能把他放回去，今天就能再把他抓回来。他的兵虽然比我们多，我们却有老天的眷顾，有父王的威名，只要奋勇厮杀，敌兵必破。”
此次演讲非常成功，部众的士气也得到了极大地鼓舞，瞬时间军心大振。
褚英先是让士兵在山上立栅扎营，并派一部分军队守护那500户蜚悠城部众，接着命令扈尔汉、扬古利率200人同乌拉军前锋殊死拼杀，以吸引敌军的注意力，而褚英与代善则各率兵500人，分两路夹击乌拉军。
可以说褚英的战前分配和布置是很合理的，先是占据地形优势，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不忘派兵保护此行的目标，免除自己的后顾之忧，最后是以少部兵力吸引敌方注意，主力部队则分两路出其不意夹击乌拉军。
敌人有超过一万大军，己方却只有三千人，兵力明显处于劣势，而叔父舒尔哈齐及其所属部众有意保存实力，选择隔岸观火，再加上还要分兵保护蜚悠城部众，褚英和代善手中能够动用的总兵力不到两千人。
褚英年纪轻轻，不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军队士气，还能进行合理的兵力部署及战术安排，这些都体现出了褚英的成熟，不仅有勇气魄力，而且足智多谋。
随着一声令下，褚英率先冲入敌阵，吼声震天，无人敢挡，乌拉军队则纷纷兵败逃窜，“如天崩地裂”。这一仗，建州兵斩杀乌拉兵3000多人，获取马5000匹，甲3000副，其中，作战勇猛的代善还擒斩了乌拉大将博克多，此战结果以少胜多且大获全胜。
据历史记载，建州与乌拉在图们江畔的乌碣岩大战，不仅大大削弱了乌拉部的力量，而且打通了建州通向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通道，对正处于扩张中的建州意义重大。
闻听如此大胜，努尔哈赤自然欣喜万分，尤其是在详细了解了与乌拉军队交战的过程后，更加满意。于是以褚英“奋勇当先”，赐予他“阿尔哈图图门”的尊号。阿尔哈图图门是满语音译，即足智多谋之意。
此战之后，褚英又在宜罕山城等战役中，多次立下赫赫军功，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建立后金的卓越功臣。
次年，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因褚英是嫡长子，又屡建战功，被父亲努尔哈赤授命执掌国政，这一年他才29岁。
然而，褚英除了作战勇猛、足智多谋之外，却有着性格上的缺陷，比如生性残暴、心胸狭隘，且仗着战功赫赫，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再加上政治上的低能，及时不时地一些“作死”行为，将原本的一手好牌打烂了。
这其中，与“开国五大臣”及“四大贝勒”的不和，为他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开国五大臣指的是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和扈尔汉五人，他们既是努尔哈赤的属下也是兄弟，是跟随努尔哈赤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位高权重，协助掌握着建州内外的军政大权；
而四大贝勒指的是努尔哈赤的四个子侄：分别是代善、阿敏（侄子）、莽古尔泰及皇太极，他们既是宗亲贵族，又是各旗的旗主贝勒，总揽旗务及掌握着军权。
因此，无论是“开国五大臣”，还是“四大贝勒”，都是整个建州最举足轻重的人物。
褚英虽是嫡长子，但建州没有立嫡立长的传统，一切凭能力和军功说话，对于褚英当嗣子、主国政，几个弟弟内心是不满的，时时都有争嗣之心。
不知道为什么，褚英在获得主理国政的大权之后，慢慢变得目空一切，性格上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
首先，他对“五大臣”这几位建州的柱石和元勋，缺乏足够的谦恭态度，不但没有起码的子侄礼仪和态度，而且经常出言不逊；遇有军国大事也从不与五大臣商议，而是直接批示让下面人去执行，完全一副架空五大臣的做法，不知道他脑子是不是抽风了？
其次，经常找借口或因小事打压几个弟弟，没有笼络他们的智术，就算你拉拢一批，打压一批也好啊，而褚英却是将几个弟弟全部得罪光了，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居然想趁父汗努尔哈赤在世时，逐渐削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以便巩固自己的储位。
关键是他兄弟的财富地位、权力是努尔哈赤赐予的，哪能说剥夺就剥夺，不但会引起努尔哈赤的不满，而且必然导致弟弟们的集体反抗和仇视，且手段还这么简单粗暴，这样一来，他的储位不就更不稳了吗？
褚英专断军机、独裁政事和任性贪婪、苛待手足的行为，使五大臣和四大贝勒都非常不满，且人人自危，促使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扳倒褚英。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他们集体上奏努尔哈赤控告褚英的“罪状”：第一，褚英挑拨离间，使“四贝勒”、“五大臣”彼此不和；第二，声称要索取诸弟贝勒的财物、马匹，引起诸弟不满；第三，曾言：“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说实话，努尔哈赤初看到控告内容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就在不久前，他才正式立褚英为储君，没想到就收到褚英的“罪状”，且是五大臣与四大贝勒集体上奏，努尔哈赤肯定会想，褚英这孩子到底干了什么，竟惹得天怒人怨？
努尔哈赤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一方面在努尔哈赤的眼中，褚英一直表现得很好，战功赫赫又是嫡长子，不然也不会立他为储君；另一方面褚英虽然极力打压五大臣和四大贝勒，但对努尔哈赤则表现得很恭顺、有孝心，从而瞒过了很多事情，这就是典型的“瞒上欺下”策略，可是随着“五大臣”和“四大贝勒”的控告，一切都暴露出来了。
努尔哈赤明白褚英与“五大臣”、“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且褚英已经陷入孤立，他也深知褚英弊病对建州的影响。但还是想给儿子一个检讨自己、痛思悔过的机会，就把“四大贝勒”、“五大臣”告发他的文书拿给他看，只要他承认自己狭隘、专横、偏私的错误，就能得到父汗的宽恕和一如既往的扶植。
然而褚英可能是前面过得太顺了，对于五大臣和四大贝勒的告发，仍固守己见，不思悔改。要我说，这个时候该低头还是得低头啊，只能说褚英的智商完全不在线。
两方矛盾的不可调和，促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在长子褚英和“四贝勒”、“五大臣”之间作一个抉择，他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暂时疏远褚英。其后两次进攻乌拉，努尔哈赤都没有派英勇善战且熟知乌拉军的褚英出征，而是让他在家留守。对于父汗明显的冷落、敲打，褚英非但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躬自省，而是愈加不满。
努尔哈赤知道后，开始逐渐削弱褚英的权势，收回他主国政的大权，明确表现出对他的不信任。至此，褚英从被立储君到他最后失去执政权力，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剥夺主政大权，意味着失去了储位的资格，这让目中无人且心高气傲的褚英一时间接受不了，从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极大不满。于是他开始敌对父汗，结交党羽，伺机报复，同时又做了一件非常“作死”的事情，彻底让自己再难翻身。
一次，当努尔哈赤出兵在外的时候，褚英出谋，“焚表告天自诉”，即写诅咒对天地焚烧，并扬言：希望出征之师被击败，“若被击败，我将不使被击败的父亲及弟弟们入城。”
率师出征从来都是大事，关乎国家宗族的存亡，而褚英却诅咒出征在外的大军被击败，且被诅咒的对象还包括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们，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坏心肝和狠毒心肠才能做出这样的事？
努尔哈赤听闻此事之后，愤怒异常。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效法当年惩治弟弟舒尔哈齐的办法，以“咀呪”之罪又将长子褚英幽禁在高墙之中。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二十二日，已经被关押了两年的褚英，突然被努尔哈赤以不思悔改之名下令处死，年仅36岁。
褚英是努尔哈赤的嫡长子，也曾被寄予厚望，且他在建州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又屡立军功，对努尔哈赤的意义自然是不同的。虽然褚英犯下了很多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已经被废除了储君之位，且被幽禁在高墙之内，为何努尔哈赤会在两年之后又将他处死？
对于褚英的死因，在《无圈点老档》中作了专门的记载，从而解开了褚英死因之谜：
努尔哈赤认为长子褚英心术不善，不反省且不承认自己的过错，担心他日后损害爱新觉罗家的江山，因此将他幽禁在高墙之内。
然而经过两年多的深思熟虑，心里再不忍心，可是想到褚英若活着，必定会败坏国家。如果他只顾怜惜自己的儿子，在将来可能危害到其他的子侄、众位大臣和国家百姓。于是在努尔哈赤57岁晚年之际，下定决心将36岁的长子褚英处死了。
这就是努尔哈赤为何在迟迟两年之后突然处死褚英的原因，当然，对于褚英的死，也有人认为努尔哈赤是为了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褚英死后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建立后金政权。
不过这一切都与褚英无关了，假使他当初能谦恭有礼地对待五大臣，凡军国大事多与他们商议；好好善待几位弟弟，以利益笼络他们，而不是那么的目中无人、心胸狭隘，那么后金国的太子不作第二人选。也就没有后来皇太极、多尔衮、福临等人的事了，历史也必将改写。
遗憾的是褚英完全不懂政治，却又深处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漩涡之中，且他一次次的“作死”行为，注定了他的一生以悲惨的结局收场，成为清朝初期第一位被废的储君，令人唏嘘感叹。
褚英虽被处死，但他的几个儿子却没有什么事，满洲宗室有个传统，即父亲获罪死后，并不影响其子被任用。比如舒尔哈齐被圈禁至死，他的儿子阿敏后来位列四大贝勒，幼子济尔哈朗则封爵郑亲王、官至摄政王；褚英被杀后，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杜度后为贝勒，三子尼堪后为亲王，都受到重用。
由于褚英是太祖努尔哈赤的嫡长子，且曾经做过储君，因此其后代子孙虽然受到重用，但也被清朝历代皇帝深深防备，时不时地打压一下。因为论嫡系正统，谁也比不过褚英，就算是后来建立大清的清太宗皇太极也只是庶出的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