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一小妾在无尽的绝望中，抛下两个年幼的女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万万没想到，其小女儿在苦难中，成长为一名女英雄！ 1925年的厦门城里头出了一件惨事，有个当小妾的年轻女人实在熬不住苦日子，丢下俩没长大的闺女寻了短见。谁也没想到，她那个小闺女后来成了让全厦门都记得的女英雄。 这户人家看着挺光鲜，里头可尽是苦水，刘惜芬她娘原本是个性子软和又能吃苦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才给人当了小老婆。 进了门才发现这是掉进火坑了——大老婆成天找茬骂人，老爷们儿冷眼旁观，连吃穿用度都克扣。小刘惜芬那时候才刚会走路，姐姐也不过四五岁，娘仨挤在柴房边上搭的棚子里住。 那年秋天蚊子正多的时候，当娘的半夜摸黑起来，把俩闺女被子掖了又掖，转头就吊死在房梁上。 街坊四邻第二天嚼舌根子，说这小妾心真狠，舍下骨肉说走就走，亲戚们更是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上这两个拖油瓶。 要说这刘惜芬打小就透着股机灵劲，没了娘的孩子在深宅大院里讨生活，倒让她练出察言观色的本事。 十来岁就懂得把剩饭藏在袖子里，留着半夜给饿醒的姐姐垫肚子。16岁那年赶上厦门救世医院招护士，她愣是靠着偷听私塾先生讲课认的字，考了个头几名。 在医院里干活那些年，刘惜芬算是开了眼界，来来往往的病人里头藏着好些进步青年，有次给个受伤的教书先生换药，听见他跟人嘀咕“主义”“革命”这些词。小姑娘心里头跟点了盏灯似的，原来这世道还能变个样。 日本人被打跑后，刘惜芬回到厦门开了间小诊所，门脸儿挂着“济生堂”的牌子，白天给街坊看头疼脑热，晚上可就热闹了。 后屋的药材柜子夹层里头，藏的都是盘尼西林这些紧俏药，账本上记着“当归二两”，其实是说有两箱药品要往山里送。她自己穿着带补丁的褂子，省下来的钱全换成纱布绷带，托人往游击队捎。 等到1949年，厦门城里的风声紧得跟拉满的弓弦似的，组织上找她谈话，说要往虎穴里走一遭。刘惜芬把长辫子烫成大波浪，跟人学了半个月跳舞，转眼就成了霞溪路舞厅的红人。 那些个国民党军官喝得五迷三道的时候，最爱跟这个会说英文的“陈小姐”吹牛，今天说某处长收了二十根金条，明天说某团长要往码头增兵。 要说这姑娘胆有多大？中秋节前三天，她弄到份要塞布防图，叠成小块塞在胭脂盒里。 走到中山公园门口，眼瞅着两个特务晃过来，她掏出粉扑往脸上拍，顺手把盒子塞给卖糖葫芦的老头，等进了局子才听说，那老头是地下交通站的老交通员。 1949年9月19日，天还没大亮，特务就砸开了诊所的门，在警备司令部的黑牢里，什么毒招都使上了。竹签子扎指甲缝，烧红的烙铁烫脊梁，把人吊房梁上拿皮带抽。 有个特务头子气得跳脚：“你个丫头片子嘴比保险箱还严实！”刘惜芬吐了口血沫子，愣是半个字没吐露。 厦门解放前最后那个晚上，鸿山脚下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刘惜芬和十七个同志被推上土坡，绞架上的麻绳都结着霜。 她扭头看了眼沙坡尾方向，那边已经能听见解放军的枪炮声了。25岁的大姑娘，临走前还跟刽子手说：“劳驾把我头发理理，到了下面好见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