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一代美人胡蝶被按在床上，戴笠撕扯着她的旗袍：“想你丈夫孩子平安，就乖乖配合”。几天后，戴笠突然坠机去世。分离3年的丈夫潘有声，带着一儿一女，找到胡蝶：“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来接你回家！” 重庆，雾气终年不散的城市，山城幽深，空气中总有难以驱散的潮湿与压抑。 1942年冬夜，一辆军统专车缓缓驶入杨家山高地，车窗紧闭，帘子拉得死死。 车内人沉默不语，双手紧握，不安写在脸上。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接送，而是一场从此难以逃脱的控制开始。 1937年，她与丈夫潘有声带着两个孩子南下避难，港英政府的殖民冷漠挡不住日本的进攻。 1941年香港失守，一家人辗转川滇之间，途中三十只箱子被土匪洗劫殆尽，里头除了金银珠宝，还有胡蝶珍藏的戏服、影剧合约、手稿，甚至孩子出生时的手环。 她慌了。这些不是钱的问题，是过往岁月的见证，是身份的最后象征。 有人提议找戴笠，戴笠，军统局长，权力滔天，手眼通天，不少失踪者的名字与他有关。 她本不愿牵涉，但在重庆这种封闭的体系里，能动用资源找回财物的人，几乎只有军统。她递了一封信，通过熟人转交。 不到三天，三十只箱子就出现在下榻的旅社大厅。一只不差。甚至多了两件雕花木盒，里头是翡翠镯和法国香水。 这不是答谢，而是试探。 潘有声起初警觉，要求搬家，甚至提出带全家迁往昆明。 但奇怪的是，他的“迁居申请”突然被批准，还附加了命令：前往滇缅公路负责战时物资采购，不得拖延。 这不是调职，是驱离。 胡蝶见他上车前神色凝重，只说了一句：“如果我没等到你回来，就带孩子回老家。” 她没等到他回来，因为他走后不到一周，一纸离婚协议被送到她手中。落款日期早就盖好，只差她签名。 军统的人站在门口，话不多：“不签，你丈夫那边就别想有平安。” 那天夜里她坐了整整一晚，指甲抓破了信纸。第二天早晨，签字的手在抖。 重庆的冬天没有阳光。杨家山上的别墅三面环山，门口两班卫兵，出入登记，连厨娘都需备档。那栋三层小楼成了她唯一的活动空间。 花园是新的，池塘也是新的，甚至连围墙上的藤蔓都是人手一根缠上去的。戴笠亲自指示设计，一草一木都为迎合她曾在上海住宅的模样。 她被告知“无事不得外出”，外头人来信全被扣下，甚至连镜子都只剩下小块化妆盒里那片圆镜。 她第一次试图反抗，是在收到戴笠亲手赠送的玉镯后，当场摔碎。 当晚，别墅灯火全灭，门窗紧锁。她被拽回卧室时，旗袍撕成两半，身上多了几道长痕。 没人来管，也没人敢问，她曾三次试图自杀。一次用发簪，一次喝下半瓶香水，还有一次，站在三楼阳台边沿，风大得吹乱长发，脚步踉跄，却被巡夜士兵一把拽下。 戴笠得知后，只留下一句冷笑：“你死了，谁还来演戏？” 她不说话，日记却写得越来越密。每页都提到丈夫与孩子，几乎每句都写着同一个词——“回家”。 这三年里，她未曾拍过一部电影。军统曾逼她在某次招待会上出面“演讲”，她只在麦克风前说了一句：“我不是你们的宣传员。”随后摔掉话筒，被人当场架下台。 次日，被禁食两天，警告不得再犯。 她知道自己是活着的标本，是装点门面的花瓶，是谁都不能靠近、却谁都知道存在的人。 1946年3月17日，南京郊外传来坠机消息。原定从青岛飞往上海的军统专机，在南京山岭遭遇雷暴，全员罹难。 戴笠死了。杨家山的警卫不到一周全数撤走，没人来接手。 她穿着破旧旗袍，独自走出别墅。门没锁。那是三年来第一次自由行走。 重庆的街道没变，变的是她。她走到解放碑，衣衫不整，头发花白，不少人认出她，却没人敢上前。传言早已铺天盖地，但没人真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一个月后，潘有声带着孩子出现。他一眼认出她，叫了名字。 她站在原地，眼神空洞，一动不动。直到那句：“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回家。” 她才蹲下身痛哭，哭得像个失去所有的孩子。 多年后，她在加拿大病榻上口述旧事，被问及与戴笠的关系。她说：“是朋友。”停顿片刻，又说：“不是想象的那种。” 没有人再追问。旁人只知道，她晚年与潘有声共同生活，经营一家热水瓶厂，名叫“蝴蝶牌”。 但她从未再上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