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至1986年，钱学森先生连续3次拒绝美国！连中央领导出面劝都不行！钱先生坚持：“我是被驱逐出境的，今生绝不再去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封信穿越太平洋，送到北京。 信件措辞恳切：“为纪念毕业四十周年，特授予杰出校友奖，诚邀阁下亲临领奖。” 这封信来自当年钱学森留学求学的地方，是他曾在空气动力学实验室昼夜工作的地方——也是他一度被软禁、限制自由后最先想到要离开的地方。 信件到了他手上没有超过三天，就有了答复。 他说得很清楚：“我是被驱逐出境的。直到今天，美国仍未撤销那张驱逐令。现在让我回去，等于默认当年的错误。对不起，我不去。” 这不是一句情绪化的发泄。 距离1955年他获准回国已经过去24年，但美国政府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过错误，没有撤销那份当年的行政命令。 在他眼中，“接受邀请”不是奖赏，是羞辱。那是将过去五年的冤屈一笔抹消的姿态，是在历史的泥浆里，把尊严反复碾压的继续。 1950年，洛杉矶，联邦调查局的牢房冰冷沉默 那年他刚刚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美国回国。没等踏出门口，特工就把他拦下了。 搜查、押送、起诉，罪名莫须有，只因一句：“这个人知道太多，不可以让他回去。” 五年间，没有公开审判，没有明确指控，每一次递交律师函都石沉大海。 他被关押、软禁，被禁止进入实验室，连自己的研究资料都无法带走。 那些年，他看着自己设计的火箭模型变成美军试验的材料，看着曾经的同僚不敢再与自己交谈。 他明白，在美方眼里，他不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高材生，也不是空气动力研究的人物，只是一个“可能的敌人”。所以当那封“杰出校友奖”的邀请信寄来，他只觉得讽刺。 1985年，北京钓鱼台，会议厅内气氛沉重 里根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斯亲自访华，带来一份“特殊邀请”：为表彰对航天科学的卓越贡献，美方愿授予钱学森“国家科技勋章”。 勋章是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之一。基沃斯面带微笑地说：“总统本人希望您亲自来领。” 钱学森没有笑。他抬起头，语气平稳却锋利：“我离开美国不是因为接受荣誉，而是因为被驱逐，驱逐令仍在，我的法律身份在你们国家，仍是个被遣返者。勋章很好看，但不能掩盖过去的羞辱。” 对方一时语塞，随行的中国官员试图劝说，“这代表国际科技交流的回暖，也是对你的肯定。” 钱学森回答很冷静：“如果今天我接受这个荣誉，是不是就等于承认当年软禁我、掠夺我成果的决定是对的？那五年，没人替我说过一句话。现在让我笑着领个奖，是不是太轻巧了？” 他不是不懂政治。他是太清楚了。 “四不原则”，不是口号，是自我设限 从此之后，他对外保持“四不”——不接受采访、不题词、不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 他说：“外国的头衔、奖项、采访机会，不稀罕。中国人民认可就够了。” 他不再赴任何国际会议，不再回信任何来自美国科研机构的合作请求。 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九院”，从火箭动力到导弹轨迹，日日实验，夜夜演算。 这份“绝交”，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对整个体制的控诉。他在意的不是荣誉，而是那份迟迟不来的清白与尊严。 1986年，洛杉矶，另一封邀请再度抵达 这次不是官方，而是民间。南加州华人科学家与工程师协会拟设立一个“钱学森奖”，邀请他前来领奖，并以此纪念其科研成就。 他们承诺全程私下安排，不惊动媒体，不触及政治。 收到信后，他只说了一句：“除非美国政府公开撤销驱逐令，否则我不会再踏上那片土地。” 这一次的拒绝比前两次更加冷淡，甚至连解释都懒得赘述。 这类邀请不过是一种象征，表面上是荣誉，实质是和解，可对于没有法律文件作结、没有公开声明反省的历史污点，一句“我们很敬重您”根本不能弥补。 许多人不理解：几十年前的事了，为何不释怀？ 有一次，他面对质疑，淡淡回应：“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如果我今天回去了，明天他们会对另一个科学家说：看，钱学森都原谅了，你为什么不合作？” 那是他的底线，也是为后来人守住的边界。 他没有说过“仇恨”，但记得“羞辱” 每一次拒绝，不是激愤，而是冷静。他没喊口号，也没组织抗议，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下“谢绝”二字。 那些信件如今仍可查阅，每一封都简短有力，没有感情渲染，没有外交辞令。 他不解释，也不劝说，只留下事实和原则。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选择，也是一种国家态度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