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不听朱家骅求情，下令杀了关在渣滓洞的前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其实，这位物理学家的结局，早在八年就已经注定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说起周均时，认识他的人都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四川遂宁农村出身，家里做点小买卖，生活谈不上富裕，但父亲希望儿子能有出息。十二三岁的时候，随父亲来到重庆，那时正是清朝末年，局势动荡，孩子们在学堂里读书，也经常听老师讲国事。 有人还记得他小时候在正蒙公塾的模样,上课专心，课余却不爱说话。他的老师杨沧白，是同盟会的人，讲课喜欢夹杂时事，有时说到甲午海战、八国联军时，学生们个个瞪大了眼。周均时听得入迷，还经常回去和家里人复述。 1906年，他跟着父亲去了上海。那时的上海，码头边上船来船往，城市喧闹。小周在中国公学继续念书，成绩一直很好，后来考进了高等实业学堂，学的是船政。当时家里人还想着，等他毕业回来，可以开轮船，做船长，也算光耀门楣。可他并不满足于此。 大学毕业后，周均时考取了留学资格，远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异国生活不易，最难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可就是在那种环境下，他学得很刻苦，还专门跑去听爱因斯坦的讲座。德国人做事严谨，喜欢较真，他学了很多，但也看到了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 回国后，正赶上国内风雨飘摇。他一心想把学到的东西用在实业上，创办工厂。可惜军阀混战，生意做不成，最后还是回到讲台教书。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周均时明白，想要改变国家的落后，单靠技术不行，光靠一个人的力量也不够。 1920年代末，周均时辗转多地教书，做过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重庆大学物理系主任，还当过同济大学校长。无论去到哪，他都要求自己讲课认真，平时与学生打成一片。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想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将来。” 抗战爆发后，学校跟着大部队迁来迁去，条件很艰苦。有一年冬天，校园里下了大雪，教室没有取暖的炉子，老师学生冻得直打哆嗦。有人想请假，周均时却照常去上课。他和学生一起喝粥、踢球，大家说这个老教授其实很“接地气”。 战争胜利以后，很多人都盼着能有安稳的生活。可现实却很快给了大家当头一棒。物价飞涨，贪污成风，老百姓的苦日子依然没完。身为文教界的知名人物，周均时被推选为重庆市参议员。他做事认真，有什么说什么，从不拐弯抹角。 有一回，市区发生了警察开枪打死路人的事情。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唯独他在会上拍着桌子大声要求严查。后来，凶手果然被撤职处理。其实，他也不是天生不怕事。身边的朋友提醒他，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他只是叹了口气，说，“大家都不说话，那还有谁能说真话？” 抗战胜利以后，他参加了民革，继续在教育界做自己的事。可时局越来越紧张，他还是免不了被卷进更大的风暴里。到了1949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特务机关风声鹤唳，白公馆、渣滓洞关满了人。朋友劝他离开重庆，甚至有人建议他出国避避风头。但他不肯走，“我的根在这里，怎么能丢下大家一个人跑？” 到了1949年夏天，重庆街头已经传出了解放军南下的消息。市面动荡，特务机关开始大肆抓人。8月，周均时在家中被捕，被送进了渣滓洞。从那天起，他的家人就再没见过他。 牢里的人，都是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学生、民主人士。有人说，老周在监狱里脾气依旧，说话还是那么直接。看守问他认不认罪，他回一句：“我犯的罪，就是盼着国家好。”他还常常和年轻人下棋，或者讲讲科学知识。 据一位当年和他同牢的人回忆，有一次下棋，老周突然停下来，说：“科学的发展不能靠老办法，人的思想也是。你们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敢想、敢试。”那会儿，谁也没想到这会成了最后的叮嘱。 11月27日，重庆快要解放的前两天，牢里气氛格外紧张。晚上，看守突然进来，叫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周均时。他没多说什么，只是整理了一下衣服，拍拍同伴的肩膀，然后平静地走了出去。后来有人说，那一晚，山坡上隐约传来几声枪响。第二天，消息传来，周均时和其他被提走的人都没有回来。 重庆解放以后，家属找到遗体，把他安葬在了南岸的凉风垭。那时候，人们已经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