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自即位之初便锐意边事，首先是寄希望于亲近的宦官。希望能够通过向各个边镇派遣宦官监军的方式消除地方总兵的跋扈、贪腐等顽疾。并通过宦官绕过文臣直接控制地方武将。这些措施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宦官们以其独有的认真精神督修了崇祯年间大部分的边防工事。

地方督抚在监督修建地方防御工事时往往只会给皇帝上一个大略的奏本，而宦官不同，宦官们往往亲临一线逐一清点各个炮楼或碉堡的修建情况并汇编成册上交皇帝。同时，宦官们在维持军纪上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他们的明察暗访有效的遏制了明末军队遇敌即溃逃的风气。

但好景不长，随着这些口含天宪的宦官们发现由于自己天子近臣的身份可以换来更多权力以及更多的财富，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量宦官开始运用自己的权力压榨武将和地方督抚。由于不堪重负，文武官员们联合上奏，迫使崇祯皇帝废除了监军内臣。不过即便如此，崇祯皇帝依然坚信监军内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失去了一道监督的锁链之后，地方武将行事也更加自由。甚至出现了左良玉多次不听调遣的情况。不过崇祯皇帝为了表示对武将的信重，一般来说往往是采取令其戴罪立功的方式处理问题。也正是由于朝廷对于武将不服从文臣命令的姑息，越来越多的武将开始走上了自主决定行止的道路。

自此，明代长期建立起来的以文制武模式濒临破产。而崇祯皇帝希望通过提高武人地位来换取武人忠心的方式也无法有效执行。原因有二：其一在于皇帝虽然提高了武将的地位，但就整个社会风气来看依旧是重文轻武，武将的社会地位不如文官高；其二则是由于社会秩序的逐渐崩溃，武将们发现朝廷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威望，即使不服从朝廷的命令也不会受到严重的处罚。

因此，诸如左良玉、刘泽清这类的跋扈武将他们不再理会朝廷的指示，对于地方督抚的命令更是充耳不闻。决定他们动向的不再是朝廷的命令，而是如何运动对其个人实力发展更加有利。而这一层面的原因也在于朝廷不再能向军队提供足额的军饷，更没有在发现军饷混乱的情况下进行清理。同样的一支部队，在交给兵部的名册上人数较少，防止承担大的作战任务。而在交给户部的名册上却数量庞大，正是为了诓骗朝廷下发饷银。即使无数文臣上奏希望改变这一情况，对天下的军队进行彻底核查。但因内乱与外敌并存的原因始终无法进行下去。

到了崇祯十七年，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却也正是崇祯皇帝最为信重的宦官大批量的投降李自成。并且大多都是以各地监军内臣的身份携军投降。甚至北京城同样也因宦官的叛逃失去了防守能力。总而言之，明亡前后国家军事控制力逐渐弱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财政的崩溃。面对不断膨胀的军饷明王朝无力支付，只能采取拖欠的手段。这样不但极大的伤害了军心，还为地方将领自筹军饷提供了借口。而当地方将领获得了部分财政自主权之后，国家便失去了控制武将的缰绳。

第二是大规模的启用宦官监军。虽然内臣监军的使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内臣监军实力的不断膨胀破坏了原有的以文制武的体系，又随着文武官员的意见将其废止后，从而使得地方武将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

第三是朝廷对武将过于优容。由于需要诸如左良玉、刘泽清之类的战将来控制地方，因此对其军纪方面就不做要求。相应的，武将不仅仅因为这种优容而跋扈，同时也会产生天下一旦大定，可能会被秋后算账的担心。所以，明武将与明王朝越来越离心离德。

但无论如何，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王朝为挽回局面还是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这些措施的有效与否对今天了解明王朝对军队的掌控还是有相当多的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