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丞相高欢曾如此评价梁武：“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萧衍对中原礼制的恢复和构建，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看来，都是非常卓越的功绩。所不同者，后世对“礼”的定位是“文化”，很大程度上为“虚文”。这实际上便是所谓“历史隔阂感”，毕竟生活化的礼乐离我们已太过久远。即便在当时，没有“仪式感”的普通民众，大概也很难理解礼的意义。但出身士大夫又身负皇权的萧衍深悉其中利害，此所以他“专事衣冠礼乐”，并将之打造成了对抗其他两个政权的利器。但是过于专注礼制的萧衍对于宗室也过分放纵，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宗法的本质也是“礼”，它所规定的是宗族内的等级与秩序。在家天下的国家里，皇族内部的等级与秩序，相当程度上对应了政治上的等级与秩序。皇族内的“宗统”，对应的是君位传袭的“君统”，皇族内的宗法核心，对应的便是国家权力的核心，也即是说，太祖之位内在地与巍巍皇权相对应。萧顺之太祖位的设定不仅特别而且意义重大，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宋、齐两朝异常残酷地宗族内屠杀，留给后人沉痛的历史记忆，尤其是作为事件经历者，又开创了新王朝的萧衍，更是迫切地想要避免类似灾难。他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试图用宽容来化解干戈，一方面又试图通过确立宗庙中太祖独尊地位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来向宗族子孙宣告宗权的唯一与至上，而宗权的独尊，在国家层面上又等同于皇权的独尊。

梁武帝在宗庙中礼制性的举措，对于解决族权或皇权的分裂，对于解决宗族内和国家内争夺统治权的纷争，无疑是根本性的。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再不断通过相关制度、礼仪、事件、言论将之强化，足以形成一套稳固的观念和制度，来遏制权力的分离倾向，然而梁武帝并没有自觉地如此贯彻下去。最为致命地，虽然梁王朝在初期便有了权源唯一的制度化预设，但对于接下来的皇权传袭上却显得颇为疏忽。

《梁书》卷55将豫章、武陵、临贺、河东四王同列一传，在史家看来于宗室中最为不肖。此诸王事迹，临贺王萧正德，本出于临川王萧宏，萧衍早年无嗣，过继为子。南齐永元三年（501），萧衍长子萧统出生，第二年称帝建梁，萧统便顺理成章被立为太子。

萧正德本是继承大统的人选，随着萧统的出生、太子之位的确定，愿望随即破灭，他被遣返本枝，封西丰县侯，自此心中怨忿，“恒怀不轨，睥睨宫扆，觊幸灾变”。普通六年（525），竟至北奔魏国，自称废太子，妄图取得支持。此事没有取得成功，他又于第二年南归，居然没有获罪，复侯爵，加征虏将军。萧正德并没有感戴武帝恩德，依旧是“恒怀不轨”，“觊幸灾变”。侯景之乱对梁王朝来说是灭顶之灾，但在萧正德眼里却是难得的机遇。

侯景所谓“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辱”，“四海业业，归心大王”云云，正中萧正德下怀，因此他不遗余力相与勾结，终成梁王朝最为重要的掘墓人之一，同时也葬送了自己的命运。萧正德身为宗室近亲，却养成心腹之患，武帝实在难辞其咎。普通年间萧正德的反叛与武帝的处置，其间反差之大惹人深思。若究原因，武帝之于萧正德的愧疚，其本人既定的对宗室优容的态度自在其中，但更为深层次的，怕是武帝也未虑及此举会对宗室成员在观念上产生恶劣影响，对宗法制度在本质上产生深切伤害。

萧正德叛国投敌的后果不过一番指责，宗室对皇权便难有所忌惮。中大通四年（532），萧正德被加封为临贺郡王，在梁王朝的封爵制度中实在是特例。武帝大概是想通过这种特殊的对待，以缓和与这个曾经的继子的紧张关系。殊不知王爵与皇权只有一级之差，其所系实是王朝根本，轻易授人非但不能作为一种优遇，适足以启觊觎皇权之心。事实的发展证明，封萧正德为王，并没有消弭他的不满，反倒是为他反叛称帝递上了台阶。豫章王萧综的事例与此相仿。萧琮是武帝第二子，谣传为齐东昏萧宝卷遗腹所生，他竟真以前朝龙脉自居，在梁时私设齐帝王庙位，私祭齐明帝陵。

普通六年（525）武帝北伐，萧综以都督军事镇彭城，在撤退之时逃奔北魏安丰王元延明。在北方，他改换名、字，又为东昏侯追服。不同于其从兄萧正德，萧综有着更为纯正的血统。不论他是南齐余孽，还是萧武次子，政治影响力都非同一般。于是北魏赠官司空，封爵丹阳王，又以寿阳公主联姻。无奈北魏也正值乱离，没过多久萧综便被放逐，病死北方。在南梁一面，武帝先是削其爵位，革其属籍，改其氏为“悖”。但是没过多久，又取消了此项处罚，依然承认他在宗族中的位置，并且封其子萧直为永新侯，这种处理方法可谓与萧正德如出一辙。

通过这一桩桩事例已足以知晓，避免前朝之失，用矫枉过正的方式对待宗室几乎是国策，但事后的结果却表明，它非但不能缉睦宗族，反而使得梁朝初期建立的宗法制度日渐松弛。宗法松弛引起的后果，在南梁末期生死攸关的侯景之乱中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众多的宗室王侯在面临外敌入侵时所持态度不一，有的坚决捍卫皇权，有的态度暧昧，意在攫取资本，有的拒绝勤王，欲收渔翁之利，有的甚至投敌叛国，假外人之手以篡位图逆。

抛开那些忠臣孝子不论，怀有异心的宗王们，无一不是借着难得的大乱打着皇权的主意。早期的豫章王萧综如此，临贺王萧正德是如此，此后的武陵王萧纪也是如此。河东王萧誉反迹不昭，但他战时观望，不服调遣，自是存了觊觎皇权之心，史家将他与豫章等人同传，也是得其所宜。湘东王萧绎平乱之后继承大统，在当时的王朝政治，在后世的史家叙事中都获得了唯一的正当性，但这也不能掩盖他在战争中为了个人私利，置父兄家国于不顾的野心家行径。当宫城不守，社稷眼看倾覆之时，萧梁宗室重藩却多伺机而动，以夺权为务，足可见王朝在制度上存在着重要缺陷。

当然，武帝本人难辞其咎，叛国如萧综，叛逆如萧宏尚可安然无事，几乎免于一切刑罚，凡此事例，证明着他对宗室的过分宽容，将亲亲置于尊尊之上是一贯的态度。这隐约向萧氏王孙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即不论犯了多大的过错，皇帝都会顾念亲情减轻责罚，皇族血统就是他们的免罪金牌。所以在侯景之乱中，外镇诸藩王或不奉王招，或稽留远望，正在于他们预估到，出兵作战与违诏不出之间，赏与罚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差，隔岸观火的后果最坏不过侯景战败之后的一番责骂，而如果宫城被破，反倒是逐鹿中原的大好机会。

若应诏出兵，卷入战乱后的损伤姑且不计，局势一旦发展到藩王相争，他们便极易沦落到附庸或被吞并的境地。以上可以解释何以宗室藩王有抗逆王命的胆量，进一步地，尚需从另一面来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竞相起而争夺皇权。在皇权政治的理路中，想要获取它大致需要两方面的必须条件，其一是足够的军事力量，其二是足够的法统依据。萧梁延续前朝宗王出镇制度，诸藩之势有强有弱，却都有一定兵力。

在中国历史上，地方拥兵自重常常造成对中央集权的割裂，也常常引发军事战乱，但是细致考察会发现，这种对抗多发生在“中央——地方”的双边关系中，后者对于前者或者割裂，或者取代，都是一种直接的作用。南梁的情况与此不同，地方宗王虽觊觎皇权，但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与它直接对抗，只能寄希望于第三方的侯景势力将其掀翻，他们才能随之起而逐鹿。也即是说，梁武帝晚年的皇权并没有虚弱到不足以对地方产生威慑，导致它倾覆的力量直接来自外敌，但更为致命的却是来自血亲宗王的觊觎之心。近亲宗王所以能够存有窥伺皇权的野心，内在原因便在于他们拥有部分的法统依据。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皇子身份，更深层地，则来源于宗法松弛所导致的继承法的动摇。萧梁建国之初所立太子为长子萧统，中大通三年（531）病逝，接下来，在立子和立孙之间，武帝犹豫了许久，最终因新国立长君，故太子“蜡鹅厌祷”等事，选择了次子晋安王萧纲，改封嫡长孙萧欢为豫章王。武帝此举，实是废嫡立长于宗法上为非礼。他对外的解释是，国家初定，当以长君镇之。但细究起来，昭明太子病逝之时，距萧梁建国三十年，已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并非所谓“新有天下”。

再进一步，武帝此时68岁，晋安王萧纲29岁，皇长孙萧欢15岁，若论年龄和资历，萧纲确实要有优势，但综合其他因素，在位的武帝尚未日薄西山，按梁制萧欢也已成年，完全有条件加以培养，“不可以少主主大业”也不是一个足以服众的理由。史家所提到的武帝与太子之间所生的嫌隙，更像是促成事态发展的主因。毕竟皇太孙即位后更容易发生对武帝的反动，顾虑从而在所难免。然而废嫡立长之后并没有获得政治上的平衡，反倒招致宗室普遍不满。

故太子一系由大宗降为旁支，自不能不有所怨忿。武帝为了加以调和，竟以王爵作为补偿，于是萧统五子同日增封大郡，即便如此也未能得其诚服，侯景之乱发生后萧誉、萧詧等人的表现，湘东与河东之间的叔侄相杀，凡此皆在废嫡立庶一事中早已埋下祸根。昭明一系被降，晋安王萧纲超升皇储，按理武帝诸子是得益者，但他们对此也颇为不满。在南梁宗法中，实际上并没有特别严格的嫡庶之别，武帝郗皇后在建国前已死，此后再不立皇后，诸子皆是庶出。虽如此，但萧统既为太子三十年，已事实上取得嫡长的资格。

武帝开废嫡之隙，试图再在庶子中择长立之，却忽略了此时诸王已非幼时，他们如今羽翼已丰，互相之间再难轻易认同。武帝死后，太子萧纲即位，但地方藩王如湘东王萧绎并不臣服。诚然，此时的政权已沦为侯景的傀儡，但是细味其事，湘东等人所否认的，表面上是侯景，内在的却是新帝。萧纲即位后，改年号为“大宝”，湘东王却仍沿用“太清”。不仅如此，其僚佐王僧辩、周弘直等人还屡献祥瑞，为建立新政权造势。凡此种种迹象，表现出与武帝在世时完全不同的姿态。湘东王所以只认其父，不认其兄，从记载看来与萧纲本人的德行无关，也当归咎于武帝废嫡立庶所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