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在经过了洪武、永乐时期的恢复与发展，洪熙、宣德时期的守成后，自英宗＂土木之变＂开始，国家逐渐在下坡的路上行走。到了明武宗即位前夕，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危机也开始凸显，这给帝国的统治带来巨大的阻力，使政府的各项机制难以在其轨道上正常运行。

明中期的政治危机，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尤皇帝怠政、百官贪腐、朝臣与内官争斗最为突出。明代共有十六帝，武宗之前有九位，分别是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孝宗。太祖是开国皇帝，自罢宰相后，国家大小事务亲力亲为，其勤政不用多说。其后的惠帝、成祖、宣宗、英宗、代宗也无太大问题。

但是，自宪宗开始，怠惰的种子开始在皇帝的身上萌芽。明宪宗专宠贵妃万氏及内官汪直，使得后宫和内监的手脚伸到了朝政上。当时有刑部主事李旦指出：＂神仙、佛老、外戚、女巧、声色货利、奇技淫巧，皆醒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习交相诱之。＂明宪宗的行为最恶劣的影响是，为后代的帝王树立了一个错误的典范。而明孝宗与其父大致相同，弘治前期的情况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帝自八年后，视朝渐晏＂。

不仅如此，大臣的奏疏也不能得到及时的批复，至于弘治十年二月大臣徐缚上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蓮滞，有妨政体。＂除此之外，明孝宗还崇信道教，沉迷于斋騰修炼之说。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社会上奢靡之风渐起。

明代虽然实行了海禁政策，但是朝廷采取了＂胡农务屋辟＂、＂又开屯田、中盐给边军＂的措施，达到了＂上下交足，军民胥裕＂的成效。这样的社会发展状况同时也为贪腐风气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虽然明太祖采用极为残忍的方法来惩治贪官污吏，但到明中期，由于皇帝怠政纵容，百官贪腐之风已是屡禁不止。

有明一代，朝臣与宦官的斗争不可计数，表面看起来，这只是方正清廉之土对误国误君之人发起的进攻，实际上却是朝官集团与宦官集团在争夺国家权力的争斗。朝官集团大多是仕宦出身，在才学、口第、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而宦官则属于身残之人，多为社会各阶层所轻贱。且随着宦官的权力一步步延伸到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朝官集团的权力便逐渐削弱。送样，宦官集团与朝官集团的矛盾也便一点点地显露出来，致使两个集团最终形成对時局面。

正德元年，武宗新登帝位，便发生了一起令人瞩目的政治事件：驱逐＂八虎＂。刘健、谢迂等人力陈宦官误君之弊，请求逐去八人。这是正德年间朝臣与宦官的第一次较量，结果朝臣的失败而告终。

明中期，王朝陷入财政危机中，导致财政危机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二：一是官僚机构膨胀和军费増长产生的冗费问题；二是止地隐占兼并导致的国家赋税不足问题。冗官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有，如北宋范仲淹、王安石等进行变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冗官的存在给国家的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明代也是如此。

明机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急需人才进行治理。

明太祖便建置设官，为辅佐。后来，随着荐举、科举制度的发展，选拔的人员越来越多，再加上新设机构的官员，兀官问题便出现了。成化时期的传奉官充斥朝廷，此处所谓的＂传奉官＂，即白丁、商贩、罢职官员人等，进献珍宝、攀附内官等手段得到少卿、太常等官职。孝宗年间的传奉官更是泛滥，连孝宗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近来兀食数多＂。

除了朝廷的内官、文臣传奉升迁外，军队中冒滥军功者也比比皆是。军队粮恤浪费严重，朝廷毎年要向边疆运送大量的年例银来供养数量庞大的军队。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富国之本，在于农桑。而农桑之本，则在于土地。

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朝廷派遣国子生武淳等人到各州县度田，改变以前编写黄册时户为主的做法，按照土地的多寡制定赋税标准，并编成书写有地亩形状、编号、土地拥有者、土地大小的鱼鱗图册。但是据统计，明朝洪武年间全国民田共有800多万顷，到了明中期弘历十五年全国民田和官田加起来只剩下480多万顷。可见当时土地兼并状况的严峻。

但是在官田、民田面积急剧萎缩的同时，皇庄、百官庄田的面积却不断扩大。明太祖时赐给王侯、公卿、武官庄田，庄田收入充俸禄后来由于励臣常常倚仗权势违犯禁令，因此，明太祖又将赐田收归官府，只给励戚岁禄。仁宗、宣宗时期，奏请赐还入官庄田的人员増多，既有百官，又有王侯＂。英宗时，王室、外戚、内官侵占民田的现象逐渐在増多，虽然朝廷令其归还，但是收效甚微。王室宗亲的庄田，或因奏请，或因恩赐，其数目不可胜计。

王室宗亲、就戚大臣的庄田已经在帝国大地上遍地开花。明宪宗即位时，处置了曹吉样，将曹吉祥的庄田充为宫中皇庄。从此，皇庄便发展起来。到弘治二年，皇庄、百官庄田的发展规模已经到了令人睦目的地步。宫中皇庄不仅占地面积广大，侵夺民利，其管理人员也倚仗权势，占夺土地，聚敛钱财，欺压妇女。设置皇庄、庄田的行为及管庄人员的恶行，使得朝廷大失民也。虽然经官员上奏，孝宗令训诫庄户，罢革个别宫廷庄田，但是王侯争夺庄田、孝宗给賜庄田的事件却是屡屡发生。

统治者表面禁止占田、实际大量赐田的做法，更是刺激了各阶层奏请庄田的欲望，使得民利大损，并一点点地侵蚀着国家的财政。土地兼并导致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社会问题严重。流民遍布于湖广、陕西、河南一带。以荆襄和汉中地区的流民为例。荆襄流民形成于成化初年，其数目达到百万。当时的湖广巡抚项忠、杨稽下令驱逐流民，不从者戍边。祭酒周洪漠撰写《流民说》，建议朝廷效仿东晋时期设置郡县安置侨民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抚之＂。都御史，李宾将其建议上奏，得到明宪宗的采纳。朝廷派出官员招抚流民十二万户，令其返乡附籍，并给其闲田，且设娜阳府、上津县等行政单位进行管理。

即便如此，流民在回原籍后，还是因无法生存而再次逃亡。如此反复，直到化治十八年，荆襄流民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至于朝廷四月仍要派出刑部侍郎何鑑招抚荆、襄流民。巧中府的流民，主要来自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及陕西所属八府之地。这些地方的人民，有躲避摇役粮差的逃户，有饥僅避兵的流民。出于天灾人祸等原因，纷纷来到汉中中避难。

汉中地方，广衷千里，且人口较少，为鱼米之乡，具有适合流民生存的先天条件。而且，流民在这里生活，不纳粮，不当差。＂所人乐居此，不肯还乡＂。来到没中府的流民不下十万。成化元年，朝廷在陕西添设按察司副使一人，希望能有助于招抚化中地区的流民。但是，仍然收效甚微。带治十韦年，发生了满四等人的叛乱，虽然被总督项忠、陕西巡抚马文升合力镇压下去，但是流民军四散后大量聚集于山野，最易形成社会动乱，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隐患。

三、总结

明中后期，国家面略着巨大的统治危机。政治上，皇帝怠政、百官贪腐、朝臣与内官争斗；财政上，官僚机构膨胀，由军费增长而引发的冗费问题严重，土地隐占兼并导致国家赋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