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沈阳军区调来了一名副司令员，因为带个“副”字，军区个别干部根本不重视，甚至都不打算准备欢迎仪式，而开国上将陈锡联听说后，愤怒地质问道：“真是胡闹，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起杨勇和陈锡联，那可是中国革命史上响当当的名字。两人都是从穷苦人家走出来的，扛过枪，打过仗，为新中国成立立下大功。先聊聊杨勇吧。他1913年10月28日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1926年，他在学校加入劳动童子军，当上队长，组织能力就显出来了。1927年，他入了共青团，跟着浏阳农军去攻打长沙，虽然没打下来，可革命的火苗在他心里彻底点燃了。1930年，他进了红五军随营学校，同年加入共产党，正式成了红军一员。从宣传队员干到连副政委，再到团政治处主任，杨勇一步步成长起来。 红军时期，杨勇打过不少硬仗。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他都在前线。1933年，他在洵口战役中挂了彩，还坚持指挥。1934年，他得了三等红星奖章，那年10月又跟着红一方面军上了长征路。湘江战役，他带着部队掩护中央纵队过江，腿上中了弹片，留了一辈子疤。1935年土城战役，他冲锋在前，右腮被子弹打穿，掉了六颗牙，可愣是没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当上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兼政委。 平型关一战，他带着第三营跟日军拼刺刀，肩上中弹也没下火线，外号“大刀政委”就这么传开了。后来，他扩编部队，建了补充团，为抗战根据地出力不少。解放战争时，他当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鲁西南战役干掉国民党一个师又两个旅，战绩杠杠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干过贵州省政府主席、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还当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 再说陈锡联，1915年1月4日生在湖北黄安，家里更惨，三岁没了爹，八岁就给地主放牛，吃尽苦头。1928年，他跑去找游击队要参加革命，1929年进了红十一军，1930年入党。红军时期，他从连政治指导员干到红三十军营政治委员，打仗勇猛，被李先念夸为“打仗数第一”。长征路上，他掩护红四方面军北上，1935年当上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包座战役受了伤，三次过草地，硬是挺了过来。 抗战时，他当129师385旅769团团长，1937年夜袭阳明堡机场，炸了24架日军飞机，一下子出了名。1940年百团大战，他在狮垴山挡住日军，血战六天六夜，护住了正太铁路破袭任务。解放战争，他当过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打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干过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司令员，1955年也拿了上将军衔。 1972年春天，中央下了命令，杨勇从北京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员。这消息传到军区，反应却冷冷清清。有的干部一看“副司令员”这头衔，觉得就是个普通调动，没啥大不了。底下有人嘀咕：“不就是个副职吗，至于兴师动众？”结果，杨勇快到沈阳了，军区连个欢迎仪式都没影儿，接待的事压根没提上日程。 陈锡联那时候正忙着处理东北边防的事务。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在边境屯了重兵，沈阳军区压力山大。他听说杨勇要来却没人搭理，气得不行，直接发火了。他冲着底下人吼：“真是胡闹，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有个年轻干部还不服气，问杨勇有啥特别的。陈锡联瞪了他一眼，说：“他从北京出发时，毛主席批了一百多辆红旗车送行，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到场，你说他是啥人！”这话一出，屋里没人敢吱声了。陈锡联立刻下令，欢迎仪式必须搞，还要搞得隆重，绝不能怠慢杨勇。军区上下赶紧忙活起来，操场列队，礼炮齐鸣，总算有了点样子。 杨勇到沈阳那天，陈锡联亲自去机场接他。两人见面，握手寒暄，感情深厚。杨勇上任后，跟陈锡联一块儿扑在边防工作上。当时苏联威胁不小，他们天天研究地图、情报，商量怎么布防。1972年夏天，他们搞了一次大演习，模拟苏联入侵。演习效果不错，部队战斗力蹭蹭往上涨。两人配合得挺默契，杨勇管前线指挥，陈锡联抓后勤保障，把边境防线捋得稳稳当当。 不过，杨勇身体扛不住高强度工作。1973年，他累病了，住进了医院。陈锡联跑去探望，见他还惦记着边防的事，叮嘱他安心养病。没多久，新疆边防吃紧，杨勇又被调过去当司令员。他带病上任，到了乌鲁木齐就忙着视察哨所、完善防御。1975年，陈锡联专程去新疆看他，两人一块儿研究部署，还去部队鼓舞士气。这次探望，俩老战友的情谊更深了。 杨勇在新疆干到1983年1月6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0岁，葬在八宝山。陈锡联听说后特别难过，说他是“我军杰出的军事家”。陈锡联后来当过国务院副总理，一直到1999年6月10日去世，享年86岁。两位将领一辈子为国家拼搏，功劳没得说，他们的革命情谊也让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