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人都只想自己，这个社会只能越来越不好，我的孩子和我孩子的孩子，就仍然会面对一个不好的世界。

——吕途

三亿打工者，他们的孩子一亿人，再加上他们的父母，五亿多人。

这部分人没有出路，中国也没有出路。

我们都活生生地活着，也都不愿接受这样的状况。

那么出路在哪里？

2003年，她刚博士毕业不久，在国外生活，收到一份邀请：回到中国北京做调研。

这是一次改变人生的邀请。

在此之前，她过着梦一样的生活：

她随第二任丈夫住在印度尼西亚，先生是欧盟外交官，住着落地窗外有花园的豪宅。

生活上的一切事情：做饭、打扫、园艺、养孩子……统统不必她亲力亲为。

除了写博士论文，她无事可做。

吕途

家里的后花园有一方游泳池，走出落地门窗就到了。

但她每天最痛苦的就是一睁眼看到清澈见底的游泳池：“我拼命在想，我这一天该如何过。”

外交官太太不允许在先生所在国上班，所以都无事可做，常常一起相约下午茶。

叫上她几次，她想到那些聊购物聊健身的聚会就迈不开步子。

无所事事的生活让她痛苦无比。“当我的生命失去社会意义，一切美景和舒适还有什么意义？”

在面对回国工作邀请时，她还说洗手间那么脏，不能洗澡，大概是难以生活的，可能十年后，女儿长大了我会去。

但是第二天她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她叫吕途。

回国后，她找到了北京为工友服务的慈善机构，叫工友之家，跟着新工人艺术团去到建筑工地。

后来工友之家搬到了北京皮村，在那里创建了一所同心实验学校。

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至今为一万多名流动儿童提供了教育机会。

2005年冬天，吕途到同心实验学校找负责人之一王德志做访谈，王德志手里正拿着喷枪在烤暖气片。

太冷了，暖气冻住了，如果不及时把里边的冰块化开的话，暖气片就会冻裂，孩子们就会挨冻。

吕途拿着纸笔，低头看着自己手里长长的问题单，抬头看着王德志手里拿的喷枪，自己觉得特别尴尬：

即使我的研究做好了，我的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了，我不觉得我的研究对这个群体有什么帮助，我不觉得我可以帮到这些孩子。

那我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另一个负责人对吕途说了一段话：

你们这些研究人员来研究我们，就像是拿着照相机来给我们拍照，你们看到的我们只是相框里的这个片段，并不是真正的我们。

听君一席话，这一次，吕途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她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2008年1月，吕途成为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工作人员，也住到了皮村。

几平米的出租屋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空间；屋里边没有做饭的地方，就在外面搭一个棚；睡觉的地方就是下面垫着砖头，上面搭一个床板。

吕途很疑惑，为什么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大家都可以忍受？

吕途

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在皮村是暂住，总有一天是要离开的。

她在心里产生了一个追问：在这里真的只是暂住吗？如果离开，会去哪里呢？

吕途就发起了一个调研：打工者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的调查。

那是2009年，那时候打工者平均年龄38岁，9年过去了，他们47岁了，他们是打工的第一代。

调查的结果是：他们在北京平均居住了7年，在皮村也居住了4年以上，有不少人在皮村住了5年甚至10年。

在一个地方住4年、5年、10年，它其实不是暂住。

吕途又问了两个问题：

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65%的工友都回答：我要回老家。

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只有9%的工友回答：回老家。

由此可见，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回老家是被动的选择。

可是打工者当初之所以从农村来到城市，就因为农业无法维持生计。

将来有一天，在城市待不下去回到老家，那时老家还回得去吗？

过去的几十年中，粮价只涨了三倍，但是房价涨了一千多倍。

农业生产很难维持生计，甚至经常会赔本：

吕途工大学员曾发了一些照片，他妈妈在地头哭，颗粒无收。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会在老家盖幢大房子，一个男孩子要想结婚的话必须有房。

虽然房子盖起来了，无人居住就成了老鼠窝。

吕途曾采访贵州遵义一位70岁老人，老人有四个儿子：

有一个已失联，两个在南方打工，最近的一个在贵州，回家也要三个多小时。

农村小学在消失，医疗所、设备在消失，村庄在消失，说回农村去养老，怎么养老呢？

中国打工第一代有5000多万，大多年龄已超过了50岁，为城市建设付出了青春和血汗。

他们有一个假想，有一天我会回到老家。

但他们没有回去，过去回不去，如果不好好建设农村，今天和以后也回不去。

这些年纪大的工友会被拒绝进工厂，他们可能就在建筑工地，拾荒或是任何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

还有数量非常庞大的工友，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工伤和职业病的受害者。

有一位工友的手指被立刨打断了。

当吕途他们赶快去找那截断指时，发现他的手指已经被立刨打得粉碎，跟锯末混在一起，连渣都找不到了，地上只有滴滴的血迹。

他只有20岁，不会拿到工伤赔偿。

在接近三亿的打工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工伤保险。

就算有，也需要走非常漫长的法律程序去争取工伤赔偿，要一年甚至更久。

有一位有保险的工友，他的一根断指仅仅赔偿了两万块钱，背后却是一辈子的残疾。

调查后吕途发现：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

处于这样一个状况中的人数却是非常庞大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份发表的统计报告，2017年农村户籍进城务工人员数量是2亿8千7百多万。

这3亿人的人生出路在哪里？

中国有8600多万的制造业工人；5400多万的建筑工人。

2011年，吕途采访了重庆富士康的一位女工，她不到20岁，辍学以后到富士康打工。

那时她已经在富士康工作9个月了，那个月一天休息日都没有，已经加班了一百多个小时。

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呢？无论打算是什么，我肯定不会在富士康，因为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同年，吕途在河南的农村访谈了一位建筑工人的妻子，她在农村照顾孩子、种田。

她说我一年最多见丈夫一面，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人。

5000多万不能团圆的夫妻和家庭真实地存在。

还有2500百多万的家政工，每天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和老人，但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和老人。

打工者中，若无法把孩子都带在身边的话，一般会把儿子带在身边，女儿就成为留守儿童。

中国现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的创造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代价之一就是6877万留守儿童，3426万稍微幸运一点的跟着父母来到城市，成为流动儿童。

可他们真的稍微幸运一点吗？

在皮村同心实验学校，有一天六年级的老师发现一个学生两天没来上学，就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去找他。

最后在皮村街上的超市里找到了他，他已经在那里上班了。

“如果我在这里读完了小学，没有北京户籍，爸爸妈妈一定会把我送回老家去念书。”

为了不一个人回老家，为了不离开爸爸妈妈，他就主动选择辍学。

2012年，在苏州工友家园读书会中，工友的话又一次给了吕途极大的冲突：这个社会挺公平的呀。

啊？是吗？

即使不公平，也是合理的，即使不合理，也是正常的。因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冲击促使吕途继续做研究。

吕途心想：为什么我们都被管得服服帖帖，工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工厂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她就进厂做了女工。

2012年5月份，吕途站在苏州一家台资厂的流水线上。

上夜班，12个小时，不允许坐着，也不给凳子。

四条流水线的第一个工位都是男工，他的工作台上会摆几个气味非常刺鼻的瓶子，大家都知道那个瓶子的药水非常有害。

四条产线某个工位也一定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的台子上也会摆着一瓶刺鼻的药水。

在吕途看来，每天发生那么多的工伤和职业病，其实都是一种故意伤害。

吕途的工作内容是贴标签，被车间主任训斥，没有说话的权利，更没有提问的权利。

所有的这些工位都太简单了，只要四肢健全都可以做，所以自己毫无价值，随时可以被替代，随便可以被训斥。

这一切都是要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

当这样长期地被贬低之后，最后自己也会贬低自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这就是工厂的可怕之处！

打工时候住在女工宿舍里面，吕途工作车间没有休息日，为了知道周末女工是怎么度过的，她就没有去上班。

她下铺的女工平时不到六点就要起床去上班，到了周日的早晨不到八点她还是起来了。

你不是今天休息吗？休息了反正也没事干，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还不如去上班，也就没那么无聊了。

对面上铺的女孩子周六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原来跳了一晚上炫舞。

在宿舍里的另外两个女工在看韩剧。

吕途很困惑，如果一直维持这样的现状，毫无疑问，未来不会改变。

就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吕途终于找到了出路。

其实出路，一直都是铆着一股劲，盯着一个目标，一约既定万山无阻，虽千万人吾往矣。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能量，但是没有方向的时候就会很无力。

吕途在苏州访谈了一位男工，他小学蹲级了两次，念了八年，都没学会怎么用拼音。

后来外出打工，为了玩游戏，需要打拼音，一周就学会了。

他发现在外边打工工资都特别低，但有一个工种的工资稍高，就是模具师傅。

可磨具师傅要会绘图，他虽然初中几何从未及格过，但为了找一份工资稍高的工作：

他把几何书拿出来自学，学完了就会绘图了。

在吕途访谈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模具师傅了。

“所以说，一个人的改变是非常有可能的，只要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工友思想文化的改变一定也是这样的逻辑。”

女工佳俊，出生后不久爸爸妈妈就去广州打工了。

三年以后弟弟出生了，爸爸妈妈把弟弟带到了广州成为流动儿童，她继续做留守儿童。

初三时爸爸妈妈把她接到广州去团聚，春节过后她该回去念书了。

爸妈给她买好了火车票，交好了学费，但是她在床上两天也不起床，不吃饭、不说话。

佳俊就这样辍学了，那年她15岁。

只得弄了一个假身份证，就进厂了。

那是一家制衣厂，工作特别辛苦，每天加班到12点，五一、十一没有一天休息。

半年就干不下去了，辞职了。

辞职后却更难过了，半年以后终于在另外一家制衣厂找到了工作，她老老实实地上班。

可那家制衣厂更辛苦，有时候要加班到半夜两点多。

坚持了两年多以后，佳俊实在受不了了，还是辞职了。

这一次她找到一家皮具厂，是一家讲劳动法的厂子：

加班不会超过晚上9点，还有双休日，而且工资也不比原来的低。

佳俊特别开心，觉得自己上了天堂一样。

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佳俊心想，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这样两点一线地度过吗？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让佳俊困惑的是，有了周末，突然有了这大把的休息时间，却不知用这个时间来干什么。

有一次休息，佳俊在街上闲逛，一抬头看到了一个招牌：公益图书室。

她就走了进去。

原来这是一家为大家提供免费图书借阅的公益机构，也会组织各种文娱活动。

佳俊开始不以为然，后来就成了这家机构的骨干志愿者。

一年以后，她成为了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

2012年，佳俊创办了一家女工社区活动中心；2015年，佳俊创办了一家为流动儿童提供服务的社区活动中心。

吕途把佳俊的故事收录到《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里，她要从工人本身去找到出路。

但工人总是会问她：我的故事有什么好讲的？写出我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绝不是毫无意义的！

女工中年纪最大的是1951年出生，她当年是国企工人；年纪最小的是1994年出生的新工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都折射了社会历史。

这些女工她们整个的生命历史，其实也就跨越了新中国近70年的国史。

“首先要认清现实，还要认清自己，同样重要的是也要回顾历史。”

1988年出生的广东潮汕女孩珠珠，是家里的老大。

潮汕地区家里的大女儿一般都会辍学，所以珠珠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辍学以后照顾弟妹，14岁开始打工。

十多年她去了很多地方，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

后来有一天她在地上捡到了一张宣传单，上面是一家公益机构组织的活动。

机构人告诉她，北京也有一家机构，那里还可以提供免费的培训。

于是珠珠就成为吕途工人大学的二期学员，毕业之后在同心实验学校工作。

珠珠在学校工作了三年：“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这么久，原来这就是我想要找的一个地方。”

“一个人一旦经历过痛苦和黑暗之后，如果他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和光明的话，他一定会向着阳光去生长。”

珠珠在吕途学校工作三年之后，2014年的春节回老家了。

因为春节之前，她爷爷选择了自行了断自己的生命，而从小是爷爷奶奶把她看大的，珠珠说不希望再失去陪伴奶奶的机会。

回到家乡后,珠珠把在北京学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带回家乡，她希望家乡的女孩子不会像她一样早早地辍学。

就这样，珠珠回到家乡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图书室。

四年多过去了，一家小小的图书室扩展成三家小小的图书室，后来她还创办了女子夜校。

吕途最近一次大哭，是女儿生病。

当她走上为打工者寻找出路的道路上，自然面临着对家庭的缺欠。

婚姻破裂，孩子难得一见，父亲也不理解。

朋友们都劝她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但她说：“如果每个人都只想自己，这个社会只能越来越不好，我的孩子和我孩子的孩子，就仍然会面对一个不好的世界。”

她在飞机上情绪崩溃时给自己写了一首歌，《我的生命是一本书》：

“我的生命是一本书，写着疼痛与罪过，写着怨恨写着忏悔。”

情绪平复一些后，她把歌接着写下去：

“我的生命是一本书，写着沧海与桑田，写着无怨写着无悔。”

吕途

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社会的出路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自己的问题需要靠自己解决。

恰如华为的强大，从来不是坐等靠，而是自己成就自己，盯准一个目标，死磕。

几十年的中国发展史，也是在一代代人的努力奋斗中成就。

没有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拼尽全力，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无论是老一代工人，还是“新工人”的现状都很不乐观，而这个庞大群体的出路，是由每一个人的想法和状态所决定的。

吕途以自己十年如一日的调查研究，为这三亿打工者点亮一盏前方的明灯。

可最重要的是自救者，人恒救之！

岂止是三亿打工者，十几亿中国人的出路都如此：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