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旗下媒体玉渊谭天发文指出，从消息人士处获知，美国主动联系中方寻求谈判。美国释放谈判消息的急切态度暴露了其内在压力——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国际社会抵制升级、国内政治矛盾激化，迫使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舆论造势缓解危机，但中方始终掌握着“谈”与“打”的主动权。 晓莹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发动关税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治的短视。因为美国决策层长期受“中国崩溃论”影响，错误地将中国视为一个“依赖外部市场且政治脆弱”的经济体。特朗普团队甚至认为，通过关税打击中国出口将引发社会动荡，迫使中国政府妥协。然而，这种判断完全脱离了中国经济的结构韧性。 此外，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导致其对华政策沦为党争工具。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所言，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关税政策并非出于经济理性，而是担心被贴上“对华软弱”标签，这种“政治正确优先”的逻辑严重扭曲了战略判断。 而这一系列的问题根源都在于美国的体制困境。 与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模式不同，美国政治已被党派极化、金钱政治和短期选举周期彻底绑架。例如，特朗普第二任期虽在人事任命上更趋集权，但其政策仍受掣肘，导致对华政策在“极限施压”与“临时缓和”间反复摇摆。 此外，美国联邦机构的决策混乱（如通过社交软件群聊制定军事机密方案）暴露了治理能力的系统性退化。这种“否决政治”（Veto Politics）使美国无法形成长期战略，正如《南华早报》所言：“硬实力或可重建，软实力一旦瓦解便难以恢复”。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国体制已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矛盾。贫富分化、种族冲突与枪支暴力不断侵蚀社会共识，而政治精英却将矛盾转嫁至外部（如炒作“中国威胁论”）。这种“内病外治”的策略虽可暂时转移民众不满，却加速了国家实力的透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预言正在应验：“文明的消亡并非死于他杀，而是源于自杀”。 中美关税博弈不仅是经济竞争，更是两种治理模式的碰撞。美国的衰落并非源于中国的挑战，而是其体制僵化与战略短视的必然结果。若无法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如遏制金钱政治、重建社会公平），即使关税战落幕，美国仍将在多极化浪潮中持续失速。 而对于中国而言，这场博弈再次证明：坚持开放合作、深化结构性改革，才是应对霸权围堵的最优解。
